明清時期，京杭運河山東段設置了「才智」船閘，確保了這條交通大動脈的疏通。
元明清三代，先後在運河山東段上建設船閘百余座，運河山東段因而又被稱為「閘河」。明清兩代閘座啟閉準則愈加完善老練，再加上「會牌製」與「並塘製」，作用非常好。
京杭大運河山東段坐落運河中部，以濟寧南旺為水脊南北分流，北至德州入河北境內，南至蘇魯接壤的臺兒莊，與運河江蘇段相連，全長六百余公裏，是京杭大運河中最要害的河段之一。
運河山東段地形中間高南北兩邊低，以南旺為最高點，因而南旺也被稱為大運河「水脊」。明清時把運河山東段分為南北兩段，稱為「北運」「南運」。因為這樣一個地形特色和水流趨勢，水位落差比較大，漕船不能暢行，就要在沿河設置船閘，經過掌控蓄泄，便於漕船順暢航行。
聊城阿城上閘「山東運河，要害全在各閘」，在整個京杭大運河中，山東段設置船閘數量最多，明代詩人李流芳詩中寫道「濟河五十閘，十裏置一閘。」南旺作為分水口，其兩側的船閘數量根本持平，分水口以南有27座，以北有23座。
為確保船閘正常運行，明清時期有一套緊密的運作流程和辦理方法。那時沒有電話等先進的信息聯絡手法，經過在前後船閘間傳遞會牌的「會牌製」，可以確保前後船閘之間的信息互通，避免一起無用開閘形成運道水荒。
運河山東段的河道大都是人工開鑿，需求設置水櫃、水塘等外部水源接濟，簡直全程「借水行運」。加之這一區域氣候枯燥，降水偏少，水源極其匱乏，因而明清時期朝廷關於運河蓄水非常重視，創立了會牌準則，用以控製開閘走舟，進而節蓄水源，後閘需求等候前閘的會牌或鑰匙，才幹進行啟閉操作。
《清史稿》說，「閘河遇春夏水微，務遵漕規啟閉，糧船到閘，必須上下會牌俱到始行啟板，如河水充足即相機啟閉，以速漕運，總不得兩閘齊開，過泄水勢」。
會牌製在運河山東段被廣泛運用，濟寧以南的南陽、利建、邢莊三閘，地形落差大，為避免運河水泄，由南陽閘官一致實行會牌辦理。史料也說，「此三閘最關重要，下板不嚴而魯橋、棗林勢必淺阻，故此三閘與棗林均宜候會牌，必上下兩閘閉，中間一閘乃可啟板，則水勢不致妄泄，而漕運無淺阻之患矣」。張秋以北的荊門、阿城、七級三對復合閘，「一啟一閉，繳上閘鑰匙領下閘鑰匙，繳下閘鑰匙領上閘鑰匙，不得混行敞開，以泄水勢」。
在整個運河山東段，會牌準則的運用非常頻繁、嚴厲，「自嶧縣臺莊閘至臨清南板閘計四十八閘，每值重運，經行官民等船不得越漕啟放，致使泄水誤運」，會通河南段的三閘，必須嚴厲執行會牌準則，否則會導致運道不暢，漕船受阻。
為了漕運的疏通，乾隆二年、乾隆三十一年，朝廷多次對山東運河閘官宣布警示：「會牌未到，不得開閘。」關於不遵漕規的人和就事不力的閘官，處罰非常嚴厲，乃至一座船閘啟閉失誤，發放會牌的管河通判也要受到牽連，「一閘官越漕起板，泄水誤漕者革職，該廳員不可稽察降一級留任，徇隱不報降三級調用」「凡禁令，閘官非時啟閉，糧船不候會牌，官民船不遵漕規，私行爭放，並頑民包辦夫役，盜決河防，或傍堤驅車占堤蓋房者，均有禁違者，並論如律。」
清代初期，船閘間會牌傳遞多以步行方法，遇到間距達二三十裏的閘座，會消耗大量的時刻，形成會牌延期抵達，形成啟閉船閘不及時，因而清廷專門設置了令牌。
清代雍正元年，漕官李紱在督催漕運時提出，將會牌傳遞的機遇由前閘放船結束，提升至前閘啟板時，「本閘所放漕船未完前，即發牌傳上、下二閘。蓋每進一艘，閘役馳馬可一裏，余艘進訖，而牌已達上、下二閘，此閘將閉，彼閘已啟，中間不留余隙。」這有效提升了會牌傳遞效率，每日放船數量顯著增加。
與會牌準則相輔相成的並塘準則，是運河山東段特有的模式，也是水源調配的重中之重。並塘製，與船閘啟閉製相配套，首要應用於前後間距相差較大的多個閘座之間。
所謂「塘」，是指兩個相鄰閘之間的運河水道。因運河山東段閘座散布不均，閘塘之間水量存在相當大的差距。並塘製就是以多個小閘塘放水，來確保大閘塘水量，確保運河水量充足。
與會牌準則的節水比較，並塘準則可以使間隔較遠的兩閘間水位升高，確保運道通暢，不致漕船停滯。在聊城境內，七級下閘與周家店閘並塘之法就非常典型，首要為七級下閘放兩塘，周家店閘放一塘，或七級下閘放三塘，周家店閘放一塘，以水位達標為準。
清代康熙年間，濟寧道張伯行《居濟一得》對此有記載：「七級塘河亦系上啟下閉，下啟上閉者也，但七級塘河止二裏許，而至周家店則有十二裏，二裏塘河之水焉能足十二裏河之用?此周家店所以每有淺阻。而七級放船必兩閘並啟也，夫兩閘並啟，既慮泄上源之水而下啟上閉，二裏塘河又缺乏十二裏之用，為之奈何?則惟有並塘之法焉，七級放兩塘周家店始放一塘，若仍缺乏，七級放三塘周家店始放一塘，再無缺乏之理。船愈多則水愈高，至船盡歸下塘而水仍留上塘，此法之至善者也。」
隸屬於上河廳統轄的戴家灣閘，是運河山東段各閘並塘操作維持運道疏通的一道難關。因為其距上閘土橋閘、下閘磚板閘之間的間隔較遠，「戴家灣閘離磚板閘四十裏，離土橋閘三十裏，此閘最關重要，啟閉一不如法，則七十余裏之塘河未有不致淺阻者，故必蓄水既多，則放閘之時上下自無淺阻之患」。
土橋閘面對間隔如此之長的閘距，為了保持運道疏通，便采取了船存塘內，多塘齊放的方法，依據塘內船只數量與水勢的大小差異，共分為土橋閘放兩塘，戴家灣閘放一塘、土橋閘放一塘，戴家灣閘放一塘、土橋閘放三塘，戴家灣閘放兩塘三種並塘的辦法。但是，並塘操作缺點也很顯著，需求湊齊閘下船只的數量，因而過程非常緩慢，少則三五日，多則月余。
清道光九年六月，清代學者、書法家、包拯二十九世孫包世臣乘船抵達臨清時，記錄了江西漕船過臨清二閘的艱難景象：「巳刻抵汶口，清溜雖外出，而深才三尺許。衛、汶交匯之處有拑口草壩，壩內有江西糧艘停滯，冠蓋四五事絡繹嚴催。用五六十人引纜，纜絕而船不可，乃於口外提撥船入撥米。予上壩東南行五六十步，至頭閘。閘外淺船三，閘內淺船四。轉南行二裏許，則二閘。兩閘之間名塘子，可容糧艘五十，若並兩艘於塘中，名雙灌，則容百艘。向例先下滿頭閘板，乃啟二閘放船。一幫入塘，俟二閘板下，乃啟頭閘打船出口，名曰倒塘灌放。」
山東運河嚴厲的船閘啟閉準則以及嚴厲的會牌發放運用，使得相鄰閘始終一啟一閉，水源得以節蓄，漕船得以克服地形起伏經過運河，而並塘準則的應用既可以舉高水位，確保運道疏通，又可以帶動沿岸鄉鎮的工商業開展，是運河山東段船閘辦理運作的重要手法，體現了運河航運辦理上的才智。
